“种牙”整体费用有望降一半——口腔种植牙省际联盟集采看点解析******
平均中选价格降至900余元,与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5%;全国近1.8万家医疗机构参与集采,采购需求量达287万套……1月11日,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在四川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拟中选产品公示后将发布正式中选结果。此次集采有哪些看点?
中选产品平均降价55% 患者有望不再“望牙兴叹”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医保局指导和协调下,四川省医保局牵头形成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采购联盟,集采范围覆盖全国。
参与投标的企业代表、相关专家、多省医保部门的代表……1月11日上午10点,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开标室内座无虚席,种植牙集采开标工作正式启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满毅介绍,种植牙可以获得与天然牙齿功能、结构及美观相似的修复效果,一直被口腔医学界公认为缺牙的最佳修复方式,患者需求量也比较大,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一年的种植牙数量就超过6000颗。
据介绍,拟中选产品平均中选价格降至900余元,与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5%,预计每年可节约患者费用40亿元左右。
“不再让患者‘望牙兴叹’,集采后的种植牙将为更多患者减轻医疗负担。”满毅说。
记者梳理发现,在此次开标现场,多款产品“踩线”或是接近“踩线”报价。集采现场共有55家企业参与,其中39家拟中选,中选率71%,中选企业既包括一些知名国际企业,也包括一些国内企业,中选产品丰富。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集采前价格较高的士卓曼、登士柏、诺保科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5000元左右降至1850元左右,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奥齿泰、登腾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1500元左右降至770元左右。
“此前种植牙收费价格不太规范,经常出现一颗牙打包一口价收费,但是患者并不清楚其中各个部分多少钱。集采后价格体系将更加公开透明。”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说。
“种牙”不仅贵在牙本身,其附带的医疗服务费用也让不少公众望而却步。除了以集采形式降低种植体价格,国家医保局去年印发文件,明确三级公立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为4500元,旨在通过发挥公立医疗机构价格“锚”的作用,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合理定价,让公众更加充分感受到“减负”效果。
据了解,口腔种植的费用大致分为种植体、牙冠和医疗服务三个部分,经过此次种植体集采后,预计种植一颗牙的整体费用(含医疗服务、种植体和牙冠)有望降低一半左右。
历时近一年时间 口腔种植牙集采到底难在哪儿?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同于以往耗材集采,口腔种植牙民营医疗机构占比大、种植体品牌集中度高、产品系统组成和种植牙费用构成复杂等,都为此次口腔种植牙集采带来不小难度。
为充分了解当前种植牙市场情况,多地先行“试水”,为规范口腔类医疗服务探索可行路径。
2021年年底,四川省发布《关于开展部分口腔类高值医用耗材产品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收集多地口腔医用耗材历史采购数据。
据调查,种植牙市场化程度高,民营医疗机构约占80%的市场份额。如果不能动员更多民营医疗机构参加,可能难以取得足够的量价博弈效果,群众也无法便利地享受种植牙服务。
为此,此次集采付出了大量精力动员民营医疗机构参加集采。约1.4万家民营医疗机构参与集采报量,占本次集采医疗机构总数的80%。
“这次可以说是最难的一次集采。”四川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主任赵应成告诉记者,因为种植牙体没有进入医保目录,民营医院可以根据具体运行成本自行定价。
有公众反映,“种牙”除了牙体本身外,还有很多配套产品需要一起购买,不禁担心集采后会不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为避免此类现象发生,这次口腔种植牙集采以多部件组合成套采购,种植体产品系统包括种植体、修复基台、配件包,防范部分部件因未中标而短缺或因未纳入集采而涨价。
为了保障临床使用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此次集采还根据医疗机构采购需求、企业供应能力和意愿适当开展分组竞争,将医疗机构需求量大、且能全国供应的企业分为A组,其他企业分在B组,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
预计最快3月下旬落地 将建立价格监测预警机制
记者了解到,通过多项措施协同发力,预计2023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患者将全面享受到降价后的种植牙服务。
“各省医保局官网将长期公布种植体集采中选价,方便患者对比民营医疗机构加价幅度,引导患者前往价格合理的医疗机构就医。”此次集采省际联盟联采办负责人说,我们倡导民营医疗机构加价适度,实现患者利益和医疗机构发展的共赢。
记者了解到,口腔种植牙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将分开计价收费,医用耗材执行“零差率”销售政策,中选价格就是患者最终向医院支付的种植体价格;在民营医疗机构,口腔种植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允许民营医疗机构在种植体中选价格基础上加成一定比例。
“在今天集采结果出来后,我们将立即组织企业和医疗机构明确采购量、签订合同,让患者能享受到集采带来的好处。”赵应成说。
据介绍,为了推进此次集采效果扎实落地,各地医保部门将做好后续的价格监测工作。对于民营医疗机构,还将建立价格预警机制,通过及时的信息披露等办法,引导民营医疗机构落实此次集采。
同时,各地医保部门也将对价格虚高、收费不合理、虚假宣传的医疗机构予以公开曝光,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制定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和群众预期的合理价格,真正让患者享受到集采降价实惠。
下一步,医保部门将做好集采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并将在近期对种植牙过程中配套使用的牙冠耗材开展竞价挂网,同步落实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使种植牙服务的三类主要费用同步下降,有效降低群众种牙费用负担。(彭韵佳、董小红、沐铁城)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